楼主寂寞的宇宙:
第一章  知青下乡（，）
第一节  卡车进村。
1969年7月18日，农历六月初五，清晨四点半。
稻香大队村后的那片半山坡还罩在一层薄雾里。露水从山上弥漫下来，把一整片带着锯齿叶子的狗尾草都打得沉甸甸的。村东头那口老井边，有人已经在打水：一只咯咯叫的黑公鸡在井台上拍翅，扑簌簌抖下几片羽毛。
“又要大热天咯。”打水的妇人把一桶清亮的井水拉上来，口里嘟囔，“昨天晚饭后那阵热风，准保是南风。”
沿着主路，一条不算宽的黄泥路从村口穿过，全是车轮碾出来的深浅不一的车辙，前几天下过一场小雨，靠路边的一些坑里还存着一小汪污水，上面浮着几只绿头蝇，一碰就腾空飞走。
李家院子在村子靠里的位置，紧挨着后山脚下的一片竹林。竹子一年年长高，院墙外总有几根冒出头，在风里轻轻摇。院门是两扇开裂的木门板，上面斜贴着一张已经褪色的“抓革命，促生产”的标语。
屋里的土炕上，一只旧闹钟“滴答滴答”走着，指针刚指到四点半，闹铃忽然“当当当”震起来。
炕沿边，李勇旗猛地翻身坐起，伸手一拍闹钟，声音立刻被按灭。
“又是你起得最早。”里屋传来他娘的声音，还带着一丝没睡透的哑气。
“后山那块地今天要锄完，胡书记昨天特意叮嘱了。”李勇旗一边穿上洗得发白的蓝褂子，一边应，“我先去地里干一阵，趁凉快。”
他今年二十二岁，比同龄人看着要成熟些。小时候在县城里上过两年小学，九岁那年闹饥荒，父亲在一次外出背粮途中病倒没再回来，母亲带着他回了这个老家村子。那之后，他就成了家里最硬的一根骨头。
屋外天还没亮透，只有东方的云层有一丝很淡的鱼肚白。他提了一桶水到院角井边，把昨晚母亲泡在盆里的衣服拎起拧干，挂到院子里一根粗铁丝架上。挂到最后那件有点褪色的蓝布上衣——那是父亲生前留下的，母亲一直不舍得扔，也总舍不得让他穿。
“等到过年，娘给你去县里买件新的。”母亲常这么说，却一拖又是好几年。
李勇旗抹了把脸，端起昨晚上剩的凉稀饭大口喝了几口，拿一块上面抹了点咸菜渣的玉米团子塞进嘴里嚼。母亲掀开里屋的布帘出来，头发草草挽成一个髻，眼角细纹在昏黄的天色里显得更深。
“勇旗，今天记得去大队一趟。”她用围裙擦擦手，“昨儿胡书记说，公社要送一批新知青来，叫你们年轻人去帮忙把行李搬到知青点。”
“晓得。”他把玉米团子吃完，顺手抹了抹嘴角的渣，“娘你再睡会儿，等太阳出来了再起。”
“睡不着，年纪大了，觉轻。”母亲摆摆手，转身去灶屋添柴火，“我煮点红薯粥，你中午要还是在后山吃，就带一瓢去。”
后山那块地离村口有一里多，往返一趟要半个多小时。夏季农活紧，每一刻凉快时间都要用在地里。李勇旗把锄头扛上肩，院门一推，脚下的青石板还带着一夜的凉意。
村子里已经陆陆续续有人起床。远处传来几声拖长调子的吆喝，是卖豆腐脑的从另一头村子挑担子路过，小铜锣叮叮两声，算是给熟客打招呼。鸡叫声此起彼伏，偶有一两声狗吠从胡同深处窜出来，又很快消下去。
沿路他遇到同一队的几个青年，肩上也都扛着锄头、镰刀，一边走一边说笑。
“勇旗，昨天听说没，公社这回送来的知青多了，光咱大队就分了二十几个。”一个叫陈富贵的小伙子说，“听说都是城里人。”
“城里人下乡，早晚的事。”李勇旗平平应了一句，“公社广播都说了好几回。”
“你说城里人会不会插秧啊？会不会挑粪啊？”富贵嘿嘿一笑，“要是不会，我们得好好‘教育’教育。”
“别整这些歪门邪道。”李勇旗瞪他一眼，“人家来这儿也是响应号召，都是一个锅里吃饭的。”
富贵缩缩脖子，不敢再笑，却忍不住又小声嘀咕：“那你说，我们队会不会分几个女知青过来？”
话音刚落，另外两人立即起哄：“他这是想城里姑娘了。”
李勇旗懒得搭理，他知道这些人平时说话不带刹车，嘴上闹一闹，真干活时也不比谁差。他心里倒确实好奇，城里来的青年长啥样，穿啥样的衣裳，会不会像电影里演的那些——白衬衣、黑布鞋，走路带风，说话带普通话味儿。
后山那块坡地是队里新开垦出来的，上面原是片杂木林，去年冬天组织劳力砍了树，烧了荒，今年春天才刚翻过一遍土，出草特别旺。几个人一字排开，锄头起落，草根被连根翻出，泥土带着一股温热的潮气。
太阳渐渐从山后冒出来，雾气被一点一点晒散，稻田里反出一片刺目的亮光。约莫七点多，大队的铜锣在村里“当当当”敲起来——这是召集人去大队部的信号。
“估计知青车要到了。”有人停下锄头，抬头望向村子的方向。
“勇旗，你先回去吧。”带队的老张说，“胡书记点名让你去帮忙，你娘一个人在家也舍不得你多操劳。”
“那你们多喝水。”李勇旗把锄头插在地边，抹抹汗，转身往回走。
回到村里已经快八点，村口的大槐树下，早早聚了一圈人，男女老少都有。有的抱着孩子，有的端着瓢，甚至还有几个老头搬了小板凳坐在树荫底下，像等看什么热闹。
“车子呢？”有人问。
“公社说九点前能到。”另一个回答，“从县城那边过来，路不好走。”
村口那条通往公社的土路，被牛车、脚踏车来来往往碾得坑坑洼洼。遇上雨天，稍微低一点的地方就积了水，晴几天又裂开一条条沟。要开解放牌卡车进村，每一次都算是大事。
时间一点点过去，太阳越升越高，悬在村口的电线杆上，晒得人的脖子发烫。有人等得不耐烦了，挪到槐树更浓的阴影里，有人在树根边撒一泡尿，有孩子抓着鸡尾巴玩，被他娘一把扯开。
九点刚过不久，远处传来一阵低沉的“突突突——”发动机声。有人第一时间竖起耳朵。
“来了，车来了！”不知谁喊了一句，所有人刷地往村口路那头看去。
灰白的尘土先远远扬起，在树梢上方形成一条细长的灰带，随后是一辆军绿色的解放牌卡车的车头慢慢露出身形。车头前挡风玻璃上方挂一块红布条，上面写着“热烈欢迎知识青年到农村来”几个大字，只是被灰尘糊得看不太真切。
车子颠簸着驶进村口，车厢两侧木板上坐满了人，全是穿着统一的军绿色或蓝灰色布衣，胸前红艳艳一片——挂着毛主席像章，有的还别着红袖章。有一两个戴着大边框黑眼镜的青年，紧紧用一只手扶着眼镜，一只手抓着车厢栏杆，脸色发白，显然不惯这路。
卡车在村口大槐树下面嘎吱一声停住，尾气冒出一股白烟。驾驶室门一推，下来一个穿着卡其布干部装的男人，三十多岁，身形偏瘦，胳膊上戴着“公社革委会”红袖章，脚上是一双擦得锃亮的解放鞋。
“都下来，排好队！”他扯着嗓子喊，声音一下压过了人群的窃窃私语，“注意安全，一个一个来。”
卡车车厢里的青年们你看我、我看你，有的眼里闪着兴奋，有的满脸局促，有的只是呆呆盯着这陌生的村庄，似乎还没从一路晃荡中缓过神来。
李勇旗站在人群后头，刚喘匀气，听到喊声，连忙挤到前面去帮着扶人下车。他个子高，胳膊长，平常就是队里挑重担的主力，扯起嗓子也够响亮。
“来，小心点，慢慢来。”他冲第一批准备跳下来的男知青喊。
第一个下来的，是个瘦瘦高高的男青年，戴着一顶有点皱的军帽，鞋子在车厢边犹豫了一下才踩出来。脚刚沾地，他抬手推了推鼻梁上那副眼镜，环顾一圈，似乎有点失望——这里既不像宣传画里那样“广阔天地”，也没有他在小说里看过的“北大荒”的苍茫，一切都近在眼前、扑在脸上：黄土路、土坯房、几棵槐树，还有一圈或新奇或审视的目光。
“下一个。”公社来的干部催。
男女知青们一个接一个从车厢上跳下来，身上的行李五花八门：有军绿色的帆布挎包，有牛皮小手提箱，有卷得紧紧的花格子被卷，有人还抱着吉他，甚至还有人揣着一只小收音机。
轮到一个扎两条麻花辫的女孩下来时，她先把一个棕色牛皮小提包递到车厢边，又用力把一卷被褥推到外面，自己才扶着车厢木板往下挪。她穿着一件洗得干净的蓝布上衣，领子被熨得平平整整，脚上是一双擦得发亮的黑布鞋。
因为车厢比地面高，跳下来的那一瞬间，她脚底一软，刚站稳，车轮旁边一块被碾松了的黄泥晃了一下，她整个人重心往前栽。
“哎——”她忍不住失声。
就在她快要扑倒在地的时候，一只粗糙却有力的大手从一旁伸过来，准确抓住了她的手腕，另一手扶住她的上臂。
“当心点。”那只手的主人低声说。
她被硬生生拽回到平衡点，脚底终于结结实实踩上了地。因为刚刚那一下冲击，她胸口剧烈起伏，脸一下涨得通红，耳朵也烫得厉害。
“谢、谢谢……”她抬眼，看清了眼前人。
这是一张被阳光晒得黝黑的脸，额头上有几粒细密的汗珠，鬓角被汗打湿贴在太阳穴边，鼻梁挺直，眼睛不算大，却亮得很，像是常年在阳光下眯出来的那种锐利。嘴角的线条略硬，但是刚才那句“当心点”很自然，没有半分居高临下的味道。
“你慢点走，这路不好。”李勇旗松开她的手，脚下顺手把那块松动的黄泥用脚往一边踢了踢，免得下一个人再踩空。
她低头看了一眼自己刚才差点跪到的地方，黄泥路上印着一只半个鞋底的浅浅的印子。她又看了看眼前这个比自己高出一大截的小伙，一时间不知道该把视线放哪里，只能死死捏紧手里的牛皮包。
“都别堵在车边，往旁边挪挪。”胡成义——稻香大队的大队书记，从大槐树下快步走来，手里还拿着个小本子，见到这种场面，脸上不免带着一点庄重，却又压不住眼底的热络。“知青同志们，欢迎你们到我们稻香大队来！”
“胡书记。”李勇旗喊了一声，略带敬意又带几分熟稔。
“勇旗，去把那几个女同志的被卷给拎到大队部去。”胡书记扭头吩咐。
“好。”他应了一声，弯腰去抱刚才女孩推下来的那一卷被褥。被子外面用旧床单裹着，打了两道结，一抱起来，里面明显有什么硬邦邦的东西——多半是她塞在里面的书本。
女孩在一旁伸手想要接回自己的东西，却被他一句“我力气大”顶了回去。她期期艾艾地缩回手，只能跟在后面，赶紧从人缝里挤出来，站到一旁排队。
公社来的干部清了清嗓子，拿出一叠纸，从上面一张掀开看了看，说：“现在，全体知识青年同志排好队，我们要点名、分配你们到各个生产队。你们将要和贫下中农一起劳动、一起生活，接受再教育。”
他的话在这个夏天的空气里显得格外响亮。村民们大多没太听懂“再教育”的真正含义，只是觉得，这批城里来的青年，以后要在村里待着，跟本村的年轻人一样下地干活。
那群知青参差不齐地排成两队，有人偷偷抹汗，有人挺胸抬头，有人则忍不住往站在一圈外的村民投去好奇的目光。
远处的村口广播喇叭忽然“刺啦”一声响起，一阵电流声之后，传出了公社广播员略带鼻音的声音：“各公社、各大队注意，今天上午九时整，公社召开‘欢迎知识青年到农村来’大会广播实况，请各大队组织社员认真收听……”
胡书记回头看看挂在大槐树上的喇叭，又看看眼前这群青涩的脸，心里一阵复杂。他自己出身贫农，从解放前吃到解放后，一辈子没走出过这个大队几里地。现在这些有文化的孩子被“号召”到这里来，他当然知道这意味着什么——也是时代把他们推来这里。
人群中，一个个名字被叫出来：“王春生——长沙第四中学——”“张小北——北京来支援的知青——”“刘红——上海闸北来的——”
每叫一个名字，那个知青就应一声“到”，迈前一步，报上自己的原单位，接受一阵审视的目光。轮到那个刚才差点摔倒的女孩时，她的心微微提了一下。
“易——雪——梅。”干部一字一顿，带着很重的湖南口音。
她深吸一口气，往前迈了一步：“到。”
“原籍？”
“长沙市，原在长沙市第十一中学读书。”她尽量让自己的声音不发抖。
场边有村民小声嘀咕：“长沙城里人咧。”
“名字好听，雪梅，啧。”有人笑。
易雪梅听得脸微微发烫，眼神却强迫自己平视前方，不去看人群。
“分配第三生产队。”干部在名单上勾了一笔。
胡书记点头，在小本子上也记下：“第三队，女知青一个。”
李勇旗站在不远处，听见“易雪梅”三个字，心里下意识重复了一遍——“易雪梅”，声音在心底轻轻敲了一下，像石子落进水里。
队里点名、分配完毕，又简短地说了几句“到农村去广阔天地大有作为”的套话，最后以胡书记的一句“从今天起，你们就是咱稻香大队的人了！”作为结束。
时针已经悄悄指向了快十点，日头越发烈，蝉在大槐树上扯着嗓子叫。村民们慢慢散去，一边走一边议论，知青们则在胡书记的带领下，拖着自己的行李，往大队部后面的知青点走去。
而李勇旗，扛着那卷沉甸甸的被褥，跟在队伍后头，他背上的汗已经把蓝褂子浸到了一大片，但心里却莫名有点轻快。他偶尔回头看一眼村口，远处的土路在阳光下泛着白光，仿佛从很远的地方一直连接到他们脚下。
时代的车轮在远处轰隆隆地转着，而这辆解放牌卡车带来的，不光是十几二十个青涩的城市青年，更是一段即将翻到新篇章的岁月。
第二节  知青点的安顿
从大队部往北走约两百米，有一排东西走向的青砖平房，这就是专门腾出来作为“知青点”的地方。
这几间房原本是大队的旧仓库，后来粮食都统一送到公社粮站，仓库空闲下来，房顶的瓦有几片碎的，墙皮也有地方掉了。为了迎接这批知青，前几天队里组织青年人一起上房补瓦、扫地、糊新报纸。现在，屋檐下挂着几串还没剥完的干玉米，墙根边堆着新劈的柴火，门楣上歪斜地钉着一块木牌——“知识青年宿舍”。
“这一排是你们住的，男同志住东边三间，女同志住西边两间。”胡书记站在院子中央，扯着嗓子介绍，“后面那一间是你们的厨房，再过去一点是公用的水井和厕所。大家以后都是一个集体，有啥事就找大队，别怕。”
院子并不大，大概七八十平方米，中间是踩得发亮的黄泥地，周围四面都是房子，只有南面开了一道矮矮的木栅栏门，可以望见远处的稻田。此刻，十几个知青的行李堆在院中，有彩色格子的棉被卷，有印着上海牌香皂广告的纸箱，还有几个铁皮箱被落在一边，上面用白粉写着大大的名字。
“女同志这边来，跟我走。”妇女主任周婶擦了擦手，笑眯眯地朝几位女知青招手。
易雪梅提着自己的牛皮小包，另一只手扶着那只已经被李勇旗拎来的被卷，跟在队伍后面。走进女知青宿舍，眼前是一间约莫十来个平方的屋子，土砖墙刷了石灰，墙上贴着几张新糊的毛主席语录：“与天斗，其乐无穷”，“知识青年到农村去，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，很有必要”。纸张还散发着一点新鲜的墨味。
屋子里放了三张并排的木板床，每张床上铺着一层粗糙的稻草垫，外面又盖了一层旧棉布。靠窗那张床边摆着一张矮桌和两把高矮不一的木椅；另一角堆着几只老式木箱子和几块随手搭在墙上的木板——显然是给她们当作临时的放东西地方。
“床是新的，昨儿才打好，稻草也是新的。”周婶挺自豪，“你们谁睡哪张，自个儿分一下。桌子就共用哈，灯还要大队再给你们分几个煤油灯，晚上开会、写东西用。”
“谢谢婶子。”一个戴着红头巾的上海女孩甜甜地说，她就是刚才点名时听到的刘红，口音软糯。
“都是一家人，不用客气。”周婶摆摆手，从腰间抽出一把钥匙，“这屋前门的锁，钥匙给你们留一把，晚上睡觉要记得插好。还有，你们要记住——来这儿是锻炼，不是来享福的。水要自己挑，饭要自己烧，卫生轮流打扫。生产队有活，大队会派人喊你们。”
她叮嘱完，又问了一句：“谁是这几个人里的负责人？有没有人当过团支书、班长啥的？”
刘红眼睛一转，推推身边的易雪梅：“她，易雪梅，在学校当过班长。”
“我……”易雪梅一愣，脸微红。
“那正好，你就暂时当你们女宿舍的‘小负责人’。”周婶也不管她愿不愿意，干脆利落地拍板，“以后大队有啥话，就先跟你说。你再转告她们。”
易雪梅只好点头：“好。”
周婶走后，屋里只剩几个女孩和一屋子新鲜的陌生气味：从城市带来的肥皂香、水粉味、纸张味，和屋里潮湿的土腥味、稻草味混杂在一起，让人一时有点恍惚。
“终于到地方了。”刘红一屁股坐在最靠窗的那张床上，一边扯掉头上的红头巾，一边大口喘气，“一路颠簸，骨头都快散架了。”
“你还好，我从火车上下来又转汽车，晕得想吐。”另一个戴着粗框眼镜的北京女孩揉揉太阳穴。
“你们选床吧。”易雪梅把自己的被卷放在靠近门那张床边——她下意识选了离门最近的位置，既便于进出，也方便夜里有事时听见动静。
“那我睡这张。”刘红毫不客气地占了靠窗那张，“我喜欢靠窗，上海人嘛，惯看风景。”
“我中间。”北京女孩笑笑，把自己的箱子拖到中间那张床旁边。
忙完这些，各自开始拆被卷、整理行李。易雪梅双膝跪在床边，把父母替她缝好的被面摊开，用手一点点抚平皱折。被面是白底蓝花的粗布，花纹简单，是母亲专门在供销社排队换回来的布票做的。她手指划过那些针脚，几乎能看见母亲在昏黄油灯下弯腰纳针的样子。
“你这个被面真好看。”刘红凑过来，伸手摸了一下，“*做的吧？”
“嗯。”易雪梅轻声，“她说，女儿一个人到外地，一定要带件像样的被子。”
刘红“啧”了一声，又看见她的牛皮小包，眼睛一亮：“哎呦，这包倒真是城里货，我在上海见过这种，蛮贵的咧。”
“是我爸以前在单位发的。”易雪梅有点不好意思，“他说我用不上新的，就把他自己的给了我。”
说到父亲，她眼里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忧虑——父亲身体一直不算太好，去年冬天还因支气管炎在医院住了半个月。这次“上山下乡”的决定，对一家人来说，都是一场紧绷着神经的选择。
“那你肯定是干部子女喽？”刘红随口问。
“只是普通职员。”易雪梅摇头，“在长沙铁路局当会计。”
“铁路局，那也不错啦。”刘红把自己的行李翻了个底朝天，掏出一只小铁盒，“来，我请你们吃糖，是我妈用粮票在商店里买的水果糖。”
她撕开一张蜡纸，分给每人一颗。易雪梅把那颗糖捧在掌心，透过薄薄的包装纸，能看见里头淡黄色的糖块。她把糖塞进嘴里，一股甜腻却熟悉的味道在舌尖化开——是家里的味道，是城市的味道。
舍不得咽下去，她含着糖，拿出一个小布袋，把里面的东西小心地一件件摆在床头板上：一只铝饭盒、一只白瓷搪瓷缸（侧面印着“好好学习，天天向上”八个红字）、一对铁筷、一只折叠小镜子，还有一个小小的黑色笔记本。
“你带书了吗？”北京女孩看她翻出来几本线装的薄本子，好奇地问。
“带了几本语文课本，还有两本小说。”易雪梅说，“我妈说，到了这儿不一定有书看，能带一点算一点。”
“我带了鲁迅和高尔基。”北京女孩推了推眼镜，一脸认真，“到农村，还要继续革命。”
几人笑成一团，屋里的紧张气氛一下子淡了许多。
中午时分，太阳正晒在房梁上，屋里热得人直冒汗。大队给每个新来的知青发了一张粮票、几斤粗粮和一小袋菜籽油，当作“安置”。午饭由大队食堂统一做——一大锅玉米糊、一盆咸菜。知青们端着各自的搪瓷碗，排队去领。
李勇旗中午没去后山，专门留在大队帮着忙。食堂里，他跟着几个老大嫂一起把刚打来的泉水倒进大铁锅，添柴、烧火、搅糊糊。等大伙儿都拿上碗打饭，他才在一旁拿了一小碗，蹲在门口，背靠着墙，慢慢吃。
他一抬眼，就看见易雪梅在队伍里端着碗往前挪，背挺得很直。轮到她时，食堂的伙夫舀了一大勺玉米糊倒进她的碗里，又夹了两截咸萝卜条，算是“照顾一下新来的”。
她端着碗出来，不大习惯地四处张望，想找个能落脚的地方。
“那边树底下，凉快点。”李勇旗指了指食堂旁边的一棵桂花树，语气很自然。
“好。”她点点头，走到树下，紧挨着树干坐下，把碗放在膝头，小心地吹了一口。
玉米糊有点糊底，带着一股焦味和生涩的粗粮味。她吃不惯，但下意识想到母亲千叮咛万嘱咐的那句“到了农村，不能挑食”，还是一口一口咽下去。
“你早上下车时，那一下吓坏了没？”李勇旗端着碗，走到树另一边，也在不远处蹲下来，半是开玩笑半是关心地问。
她想起刚才那一摔，脸又有点发烫：“是我自己不小心。”
“这路，城里人第一次来都不惯。”他笑了一下，“以后多看着脚下走。我们这儿晴天路扬灰，雨天路满泥，走路都得瞅着碗口大的坑。”
“你经常走这条路？”她顺口问。
“从小走到大。”他说着，一勺玉米糊慢慢送到嘴里，“以前家在县城，每年一到年关前后，跟着我爹来一趟，再后来就一直在这儿了。”
“那你……”她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——“那你还想回城吗？”这个问题在她来说，太敏感也太沉重。
“我什么？”他倒不以为意，转头看她。
“没什么。”她低头喝了一大口水，想用凉水压下喉咙里的涩。
下午，大队安排了一场简短的“欢迎知识青年大会”。地点就在大队部前的晒谷场。村里人都被喊来坐在地上或站在边缘，男人戴着草帽，女人挽着袖子，一些孩子光着脚，拿一根稻草在地上画来画去。
晒谷场前头搭了一个临时的木台，上面铺了一块红布。红布略微有些褪色，上面印着隐隐约约的“农业学大寨”旧字样。胡书记站在台上，手里拿着稿子，喉咙清了几下。
“今天，公社分配了一批来自长沙、上海、北京等地的知识青年同志到我们稻香大队来。”他用乡音浓重却努力往普通话靠拢的调子念，“他们是响应毛主席号召，到农村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。我们要热烈欢迎他们！要跟他们一起搞好生产，搞好革命，搞好……搞好团结。”
台下鼓掌声此起彼伏，有人拍得用力，有人只是象征性地抬了几下手。知青们坐在前排，被太阳晒得眼睛都有点睁不开。
“你们当中有的来自工人家庭，有的来自机关干部家庭，有的来自革命军人家庭。”胡书记接着说，“不管从哪里来，到了我们稻香大队，都是我们的人。我们贫下中农要把你们当自家娃来看待，你们也要把自己当成我们的一份子，扎根农村，干一辈子革命事业。”
这句“干一辈子”的话，像一块大石头一样丢进了很多知青的心里。有人表情坚定地点头，有人下意识皱了皱眉，有人嘴角抽了一下，有人则像没听见似的，眼神飘到远处的山峦去。
“现在请几位知青同志说说话。”胡书记放下稿子，朝一旁站着的公社干部看了一眼。干部点了几个名字，大多是原单位里曾经当过团干部的知青，他们上台说了一些“坚决响应号召”、“虚心向贫下中农学习”的话，台下又响起几阵掌声。
轮到易雪梅时，她心里一紧——幸好，这一轮没有叫她的名字，她暂时躲过了上台讲话的局面。但她知道，这只是开始，未来会有无数场大大小小的会议和发言，等待着她这个“有文化”的人。
大会散了，太阳也往西边偏了一些，晒谷场上的影子拉长。村民们三三两两地散开，回自家地里和灶屋忙碌。知青们回到自己的宿舍，有人瘫倒在床上，有人拿出从城里带来的本子开始写日记，记录这个“历史性的一天”。
夜幕慢慢降临。村里的喇叭又响了，反复播放着那几首熟悉的革命歌曲：《大海航行靠舵手》、《东方红》、《我们走在大路上》。屋外蛙声阵阵，灶屋的烟从每户人家的屋顶升起，在暮色中缭绕。
知青点的女宿舍里，煤油灯点上了，灯芯有点长，火苗冒出一股黑烟，熏得屋里一股呛人的味道。刘红一边挥扇子，一边笑着说：“以后我们就是‘集体生活’咯。”
易雪梅坐在床边，拿出那个黑色的小笔记本，在第一页工工整整写上：“1969年7月18日，晴。到达稻香大队。”然后停笔，盯着那一行字看了很久。
她知道，从这一天起，她的生活被粗暴地从原来的轨道上拽了下来，扔进了另一条完全不同的河流。她不知道这条河会流向何处，只知道自己已经站在岸边，退无可退。
屋外某个角落里，一只不知名的夜鸟叫了一声，又很快隐没在黑暗里。远处传来拖拉机“突突突”的回村声，它发出的光像是一只孤零零的黄眼睛，在黑暗中一点点靠近，又远去。
而在距离知青点不远的那间小土屋里，李勇旗躺在土炕上，双手枕在脑后，盯着屋顶黑乎乎的梁木。他能听见隔壁屋里母亲轻轻打呼的声音，能听见院子里风吹竹叶沙沙的响声，也隐约能听见不远处知青点传来的一点笑声和木板床的轻微晃动。
他忽然想到那个名字：“易雪梅”。嘴里很轻很轻地念了一遍，几乎连自己都听不见。然后他笑了一下，翻身侧躺，慢慢闭上眼睛。
第三节  初见与初印象
第二天，1969年7月19日，农历六月初六。
天刚蒙蒙亮，村东头的老公鸡就扯开嗓子叫起来，一声长，一声短，像是在催人起床。院子里的猪圈里，一头大肥猪哼哧哼哧翻了个身，滚得猪圈里满是泥巴。远远近近的屋里也陆续传出咳嗽声、盆碰瓷碗的叮当声。
知青点的女宿舍里，刘红第一个醒来，一骨碌从床上坐起，迷迷糊糊看了看窗外的天色，又看了一眼被子旁边的手表——上海产的“红旗牌”，小时候做梦都想要一块那样的表，现在总算戴上了。
“六点不到。”她咕哝一声，倒头又想躺回去。
“周婶昨天说，队里出工铃五点半就要响。”北京女孩翻个身，“我们是不是也得去？”
“头一天嘛，大队肯定安排我们‘参观学习’。”刘红嘟囔，“不用那么赶。”
易雪梅其实早就醒了。她昨晚睡得不算安稳，一来是枕头换了地方，耳边有各种不同于城市的声响——青蛙、虫子、远处的狗叫；二来是心里还惦记着今天可能要去田里，既好奇又紧张。
听见刘红和北京女孩说话，她从床上坐起来，摸黑穿上衣服。脚刚踩到地上，脚心一阵凉——土砖地吸了一夜的湿气，透着股冰凉。
她摸出自己的铁皮脸盆，端着到院里井边去洗脸。
院子里已经有人了。隔壁男知青宿舍那边传来有人说话的声音，有人笑，有人打呵欠。井台边，一个戴军帽的高个子男知青正在打水。看见她出来，他急忙把木桶拉上来，让出井台一点位置：“你先打吧。”
“不、不用了，你先来。”她连忙摆手。
“我已经打好一桶了。”他指指脚边那桶水，“再打的是给我们那屋的，没事。”
她这才走上前去，双手抓住井绳往上拉——没想到一桶水比她想象的要沉得多。她使劲一拽，绳子在井壁上发出摩擦的“吱呀”声，桶往上挪了一点，随即又因为她力道不均匀晃来晃去。
那高个男知青见状，赶紧伸手扶了一把绳子，笑道：“慢点，别急，先让桶靠着井壁。”
“谢谢。”她脸又红了——似乎这一天来，她的“谢谢”就没停过。
把水倒进盆里，她凑过去用手捧了几把冰凉的井水，往脸上一拍，一下子清醒了不少。水溅出来，在地上砸出一圈圈小泥点。
这时，一个熟悉的声音从院门外传来：“易雪梅。”
她抬头，看见是李勇旗，肩上扛着一把锄头，腋下夹着一个用竹篾编的水桶。他站在门槛外，没有贸然走进知青点的院子里，显得有些拘谨。
“胡书记说，今天让你们第三队几个知青先到田里看一看，熟悉一下。”他隔着门槛说，“叫我来喊你。”
“现在就去吗？”她下意识看了一眼天色——天色刚刚亮，却已经能感觉到空气里的热度。
“趁太阳还没出来多高。”他点点头，又补了一句，“吃过早饭的就跟我走，没吃的就快点吃。路不算近。”
“我去叫刘红她们。”她把脸上的水随便抹了抹，匆忙回屋。
几分钟后，她们三个女知青草草吃了几口昨晚剩下的玉米饼，又用凉水泡一点糊糊灌下去。刘红嘴里还叼着半块饼，一边走一边嚼，一边抱怨：“才来就下田，公社一点‘过渡’都不肯给。”
“我们来的目的就是这个。”北京女孩笑，“早一天去，总比晚一天好。”
到院门口时，李勇旗已经等在那里。旁边还站着一个瘦小的老头，皮肤黝黑，脸上全是深刻的皱纹，戴着一顶破草帽，胳膊上绑了条红袖带，上面写着“第三生产队队长”。
“这是你们以后所在的生产队队长，张大爷。”李勇旗介绍，“大家叫他‘老张’。”
“哎哟，都是城里来的娃啊。”老张笑得嘴里露出几颗黄牙，语气亲热，“跟着我，慢慢来，不会干也不要紧，学几天就会了。”
几人打了招呼，一行人从知青点出发，穿过大队部前的晒谷场，绕过几块已经插秧完毕的水田，往村后那片地走去。
太阳逐渐往上爬，照在水田的水面上，反射出金灿灿的亮点。田埂上长着细碎的野草，偶尔几只青蛙被脚步惊到，“扑通”一声跳进水里，激起一圈圈水波。
“这片是稻田，那边坡地种的是红薯和花生。”老张走在前头，一边走一边指指点点，“你们以后要杂活都干一点，没谁专门做轻松的活的。”
刘红踩着田埂走，时不时低头看一眼自己的鞋：“哎哟，我这鞋要是踩到泥里，回头要洗死人的。”
“城里来的，讲究多。”老张笑骂一声，却并不凶。
走到一块水田边，老张停下脚步：“今天就不下田插秧，先让你们学学怎么锄草。”
“锄草？”北京女孩认真地点头。
“不一样的锄草。”李勇旗把肩上的锄头卸下来，插在田边，“这一片是旱地，草比水田草更扎根。你们手上没茧，小心起泡。”
老张从旁边地头扯来几把旧锄头，递给几个女生。锄头柄粗糙、发毛，握在手里有点扎掌心。
“这样握。”李勇旗示范了一下，左手握在锄柄中部，右手握在靠近尾端的位置，两脚和肩膀宽，微微弯腰，“往前一点点刨，别太深，深了伤根。”
他话音刚落，刘红已经迫不及待照着样子刨了一锄。结果因为用力过猛，锄头直接插进了土里，拖出一大块泥巴，差点把自己也带得往前趔趄。
“慢点。”易雪梅忍俊不禁。
“你行你来。”刘红把锄头一转，递给她。
易雪梅接过，照着李勇旗的示范试着刨了一下。第一次角度不对，锄头只是划破了土皮，并没有把草根翻出来。第二次，她稍微用力，锄头落地的声音清脆了一点，小半撮草连着泥一起翻上来，露出一片细小的白色根须。
“不错。”老张在旁边看着，点点头，“再多练几下就顺手了。”
太阳越升越高，光线变得刺眼。汗水从额头流下来，顺着脸颊滑进脖子里。刘红一边锄草，一边忍不住嘟囔：“这才干多久啊，我腰就快断了。”
“你才锄了几行。”李勇旗笑道，“我们一天要从地头锄到地尾。”
“你从几岁开始干这些活？”北京女孩好奇。
“从十二三岁开始吧。”他回忆了一下，“那时候家里缺劳力，我长得快，扛得动锄头，就被队里算作半个劳力了。”
“十二岁？”刘红忍不住咋舌，“我十二岁还在学校操场上跳橡皮筋。”
“橡皮筋……”老张听不懂，挠挠头笑，“你们城里人的玩意儿多。”
大约锄了一个多小时，老张看她们一个个胳膊酸得抬不起来，终于挥挥手：“好了，头一天，尝个味道就行。以后可没有这么轻松。”
“今天先回去吃午饭，下午到晒谷场帮忙。”李勇旗补充，“大队说要给你们开个‘生产生活情况介绍会’。”
“又是开会。”刘红歪着嘴，“城里也喜欢开会，怎么到这儿，还是开会。”
“革命不就是开会嘛。”北京女孩自嘲地笑笑。
回知青点的路上，太阳已经晒得路面发烫。易雪梅手上的虎口处有一小块皮被磨破，疼得有点辣，她下意识想伸手吹吹，又怕别人看见笑话，只能握紧锄柄，让手心的汗把那点痛暂时掩住。
沿途他们经过一块菜地，里面种着一垄垄的青菜和辣椒。几个村里的女人正在菜地里摘菜，见到新来的知青从旁边走过，忍不住抬头打量。有人悄悄对身边人说：“你看，那几个就是公社送来的知青。”有人接话：“穿得干净的咧，看手也是细皮嫩肉的。”
“以后一起干活，就看他们能不能吃这口苦了。”另一个女人边说边把一篮子菜拨到一边。
回到知青点，刚进院门，就看见大队的广播员小吴拿着一只破喇叭，站在院中央喊：“知青同志们，下午三点，全部到大队部参加‘生产、生活、纪律’会议，无故不得缺席。”
“知道了。”刘红有气无力地挥手。
午饭后，知青们躺在床上或坐在门槛边歇凉。易雪梅躺在床上，仰面望着屋顶。屋顶的木梁上挂着一串干玉米，旁边还有几条风干的辣椒。泥土和稻草的味道混在一起，有种说不出的厚重感。
她想起上午锄草时，手里那把锄头的重量，想起泥土翻起来时那种湿热的触感。和她在长沙家里阳台上的那四盆花土完全不同——那是用细沙和少量肥土按比例调配出来的干净黑土，用来种些观赏花。这里的土，会黏在脚上，黏在衣服上，一不小心就沾满一身。
她翻了个身，把手从被子里伸出来，摊在眼前看。手背上多了几道浅浅的红印，是锄柄磨出来的。她忽然想到，这只手原本拿惯的是钢笔、课本，现在要习惯锄头、扁担。她不知道这需要多久，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能真的“习惯”，只是知道，这种改变在时代的洪流面前几乎不由自主。
下午三点，晒谷场又一次坐满了人。不同的是，这一次，台上除了胡书记，还有几位生产队长、妇女主任和公社的干部。台下的知青们被安排坐在前两排，再往后则是各家各户派来的代表——主要是青年劳力。
会议内容大多是讲规矩：几点出工、几点收工，旱田谁负责、水田谁负责，知青的工分怎么记，伙食费如何从工分里扣，夜里不准随便在村里乱窜，男知青不能随便进女知青宿舍，反之亦然，晚上十点后要熄灯睡觉。
“你们虽然是知识青年，但是在这里，身份就跟咱们贫下中农一样。”公社干部语气严肃，“不要摆城里架子，也不要以为自己多有本事。要虚心向贫下中农学习。”
坐在前排的易雪梅，时不时拿出小本子记下几个关键词。她习惯性地这么做——在学校听课如此，开学生会也如此。旁边的刘红靠过去，小声说：“你还当这是在开政治课啊？”
“习惯了。”易雪梅低声回。
不远处，李勇旗站在青年劳力队里，双手插在裤兜里，一边听一边看。他注意到那个蓝衣女孩认真记笔记的样子，笔尖在纸上细细移动，眉头偶尔皱一下，像是在把每一句话都往心里记。
会开到一半时，忽然刮起一阵风，把晒谷场一角一堆还没完全晒干的谷子吹得沙沙作响。一些谷壳被吹起，在空中打了几个转，又落在台下人的肩膀上。
“风大了，下午四点后别再往外晾谷。”老张低声跟身边人说。
会议持续了一个多小时，等结束时，太阳已经往西斜，光线不再那么炽烈。知青们三三两两散开，有人直接回宿舍，有人留在大队部看黑板报——易雪梅已经被胡书记“抓壮丁”，请她帮忙设计新的黑板报版面。
“你在学校写过黑板报吗？”胡书记问。
“写过。”她点头。
“那就好，你帮我们想想，要写啥内容、画点啥。”胡书记乐呵呵地把粉笔递给她，“我这手，画个正方形都画不正。”
她接过粉笔，走到那堵粗糙的水泥墙前。墙面凹凸不平，有的地方甚至有之前刷上去的标语残留痕迹，被白灰盖了一遍，还是隐约能看出几个红色的大字轮廓。
她先用粉笔轻轻勾勒出一个大致的框架——左边画一块田地、几株稻穗，右边画几个正在劳动的人影，中间留出一块写字的地方。她的线条一开始有些僵硬，毕竟墙和黑板不一样，但画着画着就顺了，粉笔在墙上发出细微的“沙沙”声。
“你画得不错啊。”李勇旗不知什么时候站到一旁，看着她的手。
“以前跟美术老师学过一点。”她头也不抬，“只是墙有点糙，不好画。”
“我们这儿连黑板都不多。”他笑，“土小学都是用木板刷黑油当黑板。”
她停了一下，扭头看他：“你以前在县城上学的时候，有没有想过以后要当老师？”
“当老师？”他愣了一下，“那时候只想有书读就不错了，哪敢想那么远。”
她笑了笑，没有再说话，在墙上写下几个大字：“欢迎知识青年到稻香大队来”。
这几个字写得端正有力，有点学生时代写大字报的味道，但比很多人写的“报纸体”要匀称许多。胡书记在一旁看着，赞不绝口：“写得好，写得好。比我们请公社宣传队的人写得都好看。”
“我是替大家写的。”她谦虚。
黑板报写完时，天边已经染上一层淡淡的红，村里的鸡开始往鸡窝里挤，孩子们的叫喊声也渐渐归于一圈院子里。知青点的院门口，挂起了一盏小小的马灯，灯光忽明忽暗，像不太稳当的星星。
晚饭还是玉米糊和咸菜，只是这一次，许多知青已经不再像第一天那样新奇，而是带着一点疲惫一口口扒拉下去。吃完，大家围在宿舍门前，一人一把小板凳，席地而坐，听周婶讲村规民约、左邻右舍关系，有人问晚上洗澡在哪里，有人问能不能自己去山上采柴。
“我们这儿山上不准你们自己往深里去。”周婶强调，“前两年有个外村的小伙子乱跑，摔到山沟里，抬回来人就没了。”
“那我们洗澡……”刘红嘟囔。
“后面那条小溪，你们女孩子要几个人一起去，别单独去，也别去太晚。”周婶交代完，又笑，“你们城里来的，啥都新鲜。等过了半个月，就习惯了。”
夜越来越深，星星一颗两颗地爬上天。知青点的宿舍里，煤油灯一盏盏熄灭，只剩下远处村口的广播喇叭又开始放起一遍《东方红》，音质沙哑，却仍不失一种庄重。
躺在床上，易雪梅听着外面的歌声，心里一阵恍惚。她想起自己从长沙出发那天的情景：火车站里人头攒动，母亲攥着她的手，硬把那只牛皮包塞给她，父亲站在一旁，嘴上说着“到了那边要听组织安排”，眼眶却泛红。
“到了那边，给家里写信。”母亲当时说，“不管好不好，写信就好。”
“我会的。”她说。
现在，她躺在这个陌生的村庄的土房里，耳边是虫鸣和远处偶尔传来的一两声狗吠，头顶上是看不见的梁木和挂着的干玉米。她伸手摸了摸枕边那只小小的布包，里面有一张全家福照片，还有一支从家里带来的钢笔。
而在几百米外的另一间土屋里，李勇旗也躺在炕上，没有立刻睡着。他心里琢磨着明天地里的活儿，也琢磨着那几个知青，特别是那个叫“易雪梅”的女孩，会不会吃得消这样的日子。
“知青……”他在心里默念这个近来常从广播里听到的新词，“城里人到农村来，是好事还是……”话没说完，他自己也说不清。他只知道，生活的路不会因为多了这十几二十个人，就变得容易，但也许会多出一些复杂的颜色。
窗外的夜风吹过竹林，竹叶彼此摩擦，发出细碎的声音。时代的风也在吹，吹向更远的地方。没人知道未来会怎样，只有眼下这片土地，这片麦浪，这些在泥土里挣扎和生长的人，是真实的。
而在这个1969年盛夏的夜晚，一个来自城市的女孩和一个在土里长大的庄稼汉，第一次在同一片星空下，做着各自的梦。他们还不知道，从这一天起，他们的命运已经被悄悄拴在了一起。芷兰轩·早茶·粤菜(汇一城店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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